第四十三章 张居正的纠葛 (第1/2页)

秘书处拟定的科试改革草案，跟杨金水在工商联筹备议事会上说的差不多。
　　
　　乡试将与吏员招录考试合二为一，每年举行一次，由礼部轮流派员到地方主考、都察院派员监察，各省布政司协助考试。
　　
　　招录人数根据各省布政、按察两司，前一年预算的吏员空缺而定。会试也是一年一次，与乡试相隔半年。各省乡试前列若干名，才有资格进京会试。
　　
　　会试中试者继续叫进士，只不过是为中枢六部诸寺和都察院、宣徽院、律政院招录官员。在中枢观政两三年，再下到各县为知县。
　　
　　乡试会试都分国政和律政两科。
　　
　　考试内容也要大改，摒弃八股文，初步确定为国文、数学、自然通识三门基础科目。
　　
　　国政科有时政策论，律政科有律法通识，两者也都有案例分析
　　
　　这份草案，张居正看完后左思右想，觉得不妥，过于激进，持反对意见。
　　
　　但他不想在这件事上跟皇上直接发生冲突。
　　
　　自己刚刚出任内阁总理，新政改革也才刚开始，就跟皇上在大事上顶上了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亲者痛，仇者快！
　　
　　对新政改革会影响很大，更会严重打击己方的士气，鼓舞旧派的士气。
　　
　　这份草案发到内阁十几天，张居正一直在顾盼左右，找借口推脱。
　　
　　今天皇上面对面问自己这件事，张居正知道躲不过去，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。
　　
　　听到张居正说出他的反对意见，朱翊钧有些失落，但不觉得意外。
　　
　　张居正虽然大刀阔斧地搞新政改革，但他是位正统的程朱理学弟子。
　　
　　在历史上，为了压制越发泛滥张扬的心学，扶植日渐衰败的正统理学，以及抢夺人才培养和选拔权，张居正甚至下令关闭各地的私立书院。
　　
　　很矛盾啊。
　　
　　可这就是真实的历史。
　　
　　朱翊钧在翻阅过往的文档时，惊奇地发现。
　　
　　徐阶是心学再传弟子，严嵩更是王阳明的好友。
　　
　　东厂和锦衣卫的过往档案里有记载。
　　
　　正德三年，严嵩得知王阳明被贬贵州，经过分宜，便前去迎接，并在自己的“铃山堂”设宴接风。
　　
　　相谈数日，二人结为好友。
　　
　　分别时，王阳明挥毫写下“铃山堂”墨宝相送。不久后，严嵩将阳明墨宝做成匾额悬挂。
　　
　　正德五年，王阳明任江西庐陵知县，严嵩前往庐陵拜访老友。
　　
　　谈到中年在官场的不易和立志行善的决心，严嵩不禁泪如雨下。
　　
　　王阳明便讲解了“天良”学说，教导严嵩，劝解他以后做个有良知的人。严嵩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视王阳明为师。
　　
　　正德十四年，宁王朱宸濠起兵造反。
　　
　　时任南赣巡抚的王阳明得知严嵩在家养病，特请他到吉安参赞军事，协助平叛，严嵩欣然前往。
　　
　　宁王之乱仅四十三天便被王阳明平定，严嵩随王阳明一同登南昌明远楼赋诗玩景。
　　
　　严嵩挥毫写下一诗赞阳明之功：“绣斧清霜避，楼船绿水开。风云千历会，麟凤众贤来。投老仍严召，当途赖上才。向来筹策地，投檄净烽埃。”
　　
　　立志以王阳明为楷模。
　　
　　看完这些真实的记录，朱翊钧觉得不可思议。
　　
　　王阳明最欣赏的、认为未来二十年必有大出息的严嵩，结果成为嘉靖朝最大的奸臣。
　　
　　阳明心学再传弟子徐阶，成为嘉靖朝最精明的官僚，滑不留手，入阁二十年，与国无多益，却把徐家经营成三吴最大的地主。
　　
　　反而在王阳明之后，对大明贡献最大，影响最深的张居正，对阳明心学是一点都不感兴趣。
　　
　　朱翊钧从东厂和锦衣卫的记录里知道，张居正不仅老师徐阶是王阳明再传弟子，交往和招揽的党羽，也多是心学弟子。
　　
　　但张居正认为心学走上了歪路。
　　
　　张居正认为广泛传播的王阳明心学，对学界的风气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　　
　　大部分学子们不再脚踏实地，而是热衷于高谈阔论，指点江山，书院逐渐沦为读书人“清谈”之所。
　　
　　这些人进入仕途后，把那套务虚的风气带到了官场。
　　
　　朝堂之上大家开始以道德标准，代替职业能力作为评判人物的尺度；官员的奏章字数越来越多，提的意见越来越天马行空，不切实际，根本无法落实。
　　
　　当然了，他们只是写写过嘴瘾，根本不会想着去落实。
　　
　　张居正对这一现象深恶痛疾。
　　
　　在出任内阁总理，上的类似于施政纲要的《陈国事疏》中，他重点提到了“核名实”和“省议论”，就是要杜绝务虚之风。
　　
　　看完严嵩、徐阶和张居正相关记载，有时候你会觉得历史和事实是如此的荒诞。
　　
　　但朱翊钧觉得很正常，人都是矛盾的。
　　
　　从张居正给自己做老师开始，朱翊钧就用心去琢磨他的三观和思想理念。
　　
　　朱翊钧逐渐发现，张居正不仅觉得主流心学走向务虚的歪路，更觉得部分心学走向狂悖的邪路，比如李贽主持的“新学”。
　　
　　张居正觉得“新学”在济世济民上确实有长处。
　　
　　但是重利轻义，乱法紊纲。
　　
　　长此以往，大明会君道秕僻、朝纲日陵、国隙屡启、民不聊生，此前的新政改革，最后变成一场空。
　　
　　朱翊钧一直在努力引导着张居正，让他多多接触新事物，开拓视野，跳出思想桎梏！
　　
　　数年下来，确实有些效果。
　　
　　朱翊钧发现张居正对完整的财税系统有了清晰的认识，从清丈田地、一条鞭法已经进化到接受摊丁入亩、类似于官绅一体纳粮的全民赋税。
　　
　　但是完全改变谈何容易？
　　
　　张居正在经济建设方面一直徘徊不前，认为兴办工厂、海商互市只是增加国库收入的一种手段而已，是权宜之术而非大道。
　　
　　他认为吏治败坏，就是因为大家摒弃了程朱理学，使得人心不古。
　　
　　只要大家遵循程朱理学的道德标准，就能重振朝纲、官清吏廉，定能抑制豪右、百废俱举，治平有象、乱萌不生。
　　
　　他行法家之事，却排斥法治。
　　
　　而且他非常地固执。
　　
　　任何一位勇于改革的人，哪一位不是极其固执的人？
　　
　　商鞅就是偏执狂，王安石被称为拗相公，张居正也固执坚毅。他们坚持自己的理念，把它坚固成花岗石，才能排除万难，勇往直前。
　　
　　室内一直寂静着。
　　
　　张居正心里发虚。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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