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十七章 张师傅，眼光放远些，胆子再大些 (第1/2页)
朱翊钧答道：“张师傅，普通百姓，如果来钱的门路少，他们会控制花钱。除了最基本的食盐、棉布之外，几乎不会再采买其它货品了。
就算是棉布，在自家种棉采麻、纺纱织布之余，也只是补买部分价廉物美的棉布。”
张居正点点头。
大明的大部分百姓，都还处在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状态，粮食、棉麻，基本上都是自产自足，除了食盐等少部分必须的生活用品，真得很少再与外界发生贸易往来。
这种生产低下的小农经济状态下，百姓们勉强能吃饱穿暖，但是你要他们服各种徭役，就要了命了。
不管是押运粮食，还是修桥筑城，需要抽调出家里的壮劳力，还要自带干粮，负担极重。
要是出县服徭役，更加要命了，三五个月回不来，家里的农活帮不上不说，自己吃穿还是一笔沉重的负担。
明朝中后期，随着积弊沉疴越来越多，朝廷运作的成本越来越高，税源却越来越少，使得各种杂役摊派越来越重，敲骨吸髓，各地百姓家破人亡的比比皆是。
饱受程朱理学思想教育的士林文官们，面对肉眼可见的国困民穷趋势，束手无措，只能来回地强调德治仁政，动不动就上疏，百姓太苦，这个摊派应该免，那个赋税应该减。
他们博得清名美誉，在任的户部尚书却跳着脚地骂，减免你奶奶个腿！
这也减，那也免，你们的俸禄怎么不减免？
清流们发出反驳，太祖皇帝也就给我们定了那么点俸禄，还要减？信不信我上吊给你看？
吵了半天，文官们又盯上了宗室。
我们忍饥挨饿，这帮家伙还吃得这么肚圆体宽，就凭他们姓朱？要饿肚子大家一起饿肚子！
吵闹扯皮了上百年，文官里终于出来几位大聪明，想出一条鞭法。
我们把所有的正杂徭役外加摊派，全部折成银子。
从某种意义说，正杂徭役也属于朝廷向百姓征收的一种税，只不过百姓们是以劳动力的方式进行支付。
现在折成钱银来征收，地方和中枢都愿意，因为这大大简化了收税流程，完全符合儒家删繁就简的要旨。
至于百姓们能不能筹集这么多现钱，暂时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。
历史上全面推行一条鞭法的万历年间，许多百姓们无法足额缴纳现钱的税收，户部和地方官员只好用折中，恢复以往的旧例举措，让百姓们以实物抵折。
所以在《万历会计录》里可以看到，大明的国库又成了杂物铺。
看到张居正理解自己话里的意思，朱翊钧继续说道：“穷户少买，富户多买。乡民少买，市民多买。
相比之下，富户肯定比穷户在钱财方面要宽裕；市民肯定比乡民容易获得现钱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通过商品附加税来调解百姓的人头税。
乡民百姓靠种地吃饭，直接或间接缴纳了田赋，已经背负了一笔沉重负担，人头税能少缴就少缴。
富户富足，市民来钱容易，愿意多买商品，就多缴人头税。
此外，美酒、玻璃器皿、玻璃镜子、钟表、绫罗绸缎属于奢侈品，连同青楼、酒楼等一并征收奢侈税。”
“奢侈税？”
张居正又惊又喜。
“对，奢侈税专门针对有钱人。这些富户有钱，购买这些商品彰显他们的富裕尊贵，加的税再重，该买的还是会买；
这些奢侈品对于普通人和穷人来说，毫无意义，就算是免税，买不起还是买不起。”
妙啊。
朱翊钧的话给张居正推开了一扇新窗户。
开源节流。
传统儒生只会节流，从皇室到百官，修生养息、俭朴省用，把裤腰带使劲地勒紧了。
却怎么也不会开源，仿佛五行相克。在他们心里，一提到开源就是加税，就是与民争利，鱼肉百姓。
只是这个民和百姓，到底是谁，大家心里有数。
现在通过增加奢侈税，悄无声息地从富人手里薅羊毛，对于张居正来说，没有什么负担，他太清楚那些人的底细。
朱翊钧继续说道：“张师傅，赋税是进行财富再分配的一种手段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让富者多缴税，贫者少缴税，这样才能保持社会的平衡。
否则的话，社会失衡，等待大明的就是黄巾太平道。”
张居正琢磨这朱翊钧的话，越琢磨越有深意。
“皇上，你所说的赋税进行财富再分配让臣大受启发。臣此前以为，只要均衡田赋、抑止兼并，再行一条鞭法、从此役无偏累，进而田不荒芜、人不逃窜、钱粮不拖欠，百姓可安居乐业，国库能收足赋税，自然就能强国富民。
现在看来，臣还是想得简单了。”
朱翊钧说道：“张师傅，吏治和财税，我们必须抓好这两条，振领提纲，立高屋建领之势，才能一气贯注，操纵自如。
不过这两项工作非一朝一夕能成事，需要长期治理。
吏治用考成法引入，等内阁的考成法中央指导委员会完成考成法全面推进后，都察院就可以跟进。
财税，一是赋税清晰，二是推行预决算制。
我们各级衙门，不能再像以前，寅吃卯粮，税收得稀里糊涂，钱粮花得也稀里糊涂。必须量入而出，建立预决算制为核心的财政制度。”
张居正说道：“皇上，赋税制清晰，必先摸清楚大明的家底，田地清丈和人口普查，还要继续。”
“必须继续。
田地清丈和人口普查，高拱还是做了不小的贡献。”
听到朱翊钧提高拱的名字，张居正心里咯噔了一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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